关注全球气候变暖

 
 
 
英国《金融时报》马利德(Richard McGregor)北京、乔•约翰逊(Jo Johnson)新德里报道
2007年3月1日 星期四
 
 
在中国首都北京，异常的暖冬天气已经引起各家媒体的忧虑和关注。在印度，作为该国河流系统的源头，喜玛拉雅冰川的加速融化正在警告决策层。这两个全球增长最快的大型经济体，正在日益切身感受到全球变暖所带来的影响，而它们自身的快速发展也正是全球变暖的原因之一。

最近几周，随着联合国(UN)下属的政府间气候变化问题小组(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发布了一份报告，污染政治学(politics of pollution)也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在这份报告中，人们首次把目光投向这两个亚洲大国在全球气候变化中的作用，而北京和新德里方面对此并不“买账”。

联合国的这份报告，标志着有关全球变暖的争论出现了一个决定性的转变，人们关注的焦点不再局限于碳排放总体水平（多数温室气体来自以美国为首的工业化国家），同时也更加关注大型发展中国家不断增加的温室气体排放量。
 
在2000年之前的25年中，中国的能源利用效率持续改善，但在2000年之后，随着中国重工业和电力行业出现投资热潮，中国的能源利用效率出现了倒退，污染水平则一路飙升。为了给一座座拔地而起的钢铁厂、炼铝厂、水泥厂提供电力，仅去年一年，中国新增的发电能力就相当于英国和泰国全部发电能力的总和，而其中90%来自于燃煤发电。

国际能源机构(IEA)预计，到2009年，中国将取代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能源相关温室气体排放国。驻北京的能源咨询师吉姆•布洛克(Jim Brock)称：“在过去三、五年中，（中国）出现了一轮投资热潮，而在这一轮热潮中，他们的能源效率下降很多。”

虽然中国和印度承认它们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正在上升，但它们认为，按人均水平衡量，它们依然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此外，来自世界银行(World Bank)的数据显示，中国的累计排放量仅相当于美国的三分之一，相当于经合组织(OECD)全部发达国家排放总量的六分之一。印度的能效高于中国，而它的累计排放量仅相当于美国的十分之一。

面对国际社会的压力，这两个国家的第一反应，就是把矛头指向美国及其富裕盟友（如澳大利亚），指责它们拒绝签署强制限定温室气体排放的《京都议定书》(Kyoto protocol)。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人民日报》(People's Daily)在这份联合国报告发布后表示：“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和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美国政府推卸责任的这种言行，只能让人对美国生出‘为富不仁'的感觉。”

中国国家气候变化对策协调小组办公室主任高广生最近在内罗毕出席一个研讨会时，尖锐抨击了人口只有2000万的澳大利亚。他表示，如果澳大利亚像中国一样拥有13亿人口，它的碳排放量将达到每年86亿吨。中国目前的碳排放量约为每年13亿吨。

他说：“中国使用煤炭，并非我们喜欢煤炭，而是因为这是我们所拥有的资源。”

反过来，美国和澳大利亚则以中国为例（稍带着提到印度），为自己拒绝在这一问题上采取行动进行辩解。它们认为，除非中国和印度参与进来，否则，新的排放限制毫无意义。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的易明(Elizabeth Economy)表示：“到目前为止，美中两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似乎达成了互不作为的‘非神圣同盟'(unholy alliance)，至少在国家层面上是如此。”

中国和印度已经开始排练它们的借口，以备各国就新的议定书展开新的全球谈判。印度财政部长帕拉尼亚潘•齐丹巴拉姆(Palaniappan Chidambaram)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专访时，重申了印度经常挂在嘴边的“发展权”问题。中国也持这一观点。

“倘若世界认同我们的发展权，那么，我们将准备承担我们应尽的责任和义务。所谓发展权，就是我们将消费更多能源，其次就是我们需要获取清洁能源技术，包括民用核能，”他表示。“如果这两点都得到认同，我坚信印度和其它发展中国家将会主动承担自己的应尽责任。不过，我们不是最大的污染者：我们的碳排放量依然很少。”

中国是国际社会聚焦的中心，其经济增长速度比印度更快，也比这个邻国受到更多关注。中国对重工业的依赖更加严重，因而单位能耗也更高。由于认识到问题所在，中国领导人拟定了严格的数字目标，要在从2006年开始的5年内每年将单位经济产出的能耗降低4%。然而到目前为止，他们并未实现这一目标。中国政府为此颇感尴尬，因为中国政府在最新的五年经济发展规划中仅设立了两个数字目标，降低能耗就是其中之一。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中国能源小组(China Energy Group)的江林（音译）表示：“几乎可以肯定，如果不采取重大激励措施来支持能效技术、反对浪费行为，这个目标就不会实现。”

中印两国都受到了严重的空气污染和水污染。2004年，在83个有空气质量监测数据的印度城市中，超过84%的人口被迫吸入质量较差、差甚至是危险的空气。只有3%的人吸入的空气质量评级为良好。在世界污染最严重的20座城市中，有16座在中国，肮脏的空气每年导致40万人过早死。约有3.4亿人（占中国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左右），不能享用洁净水。

鉴于有如此迫切的短期问题需要中国中央和地方领导人去解决，既便这个政治体系意识到了解决全球变暖问题的迫切性，其能力或许也很有限。易明表示：“如果中国甚至不能着力解决洁净水供应的问题，也就难以着力解决全球变暖的问题。”

不过，中印两国为了自身的利益，显然也很关注气候变化，更不用说气候变化对世界其它国家和地区的影响。在中国，科学家警告称，青藏高原气温的升高可能会改变流入发源于青藏高原的长江和黄河的水量。印度的主要水系可能也会感受到同样的影响。冰川的融化可能在未来数十年导致部分河流夏季流量增加，然后随着冰川的消失而减少。

据信，高温、干旱、洪涝和土质恶化，可能会损害目前已经在下降的印度农业生产率。中国媒体也提到了类似的景象，例如，从2030年开始，粮食产量将以每年10%的速度降低。这种威胁与两国政府所珍视的“维护农业安全”格格不入。

这意味着，和发达国家一样，两国需要诱使其工业和消费者改变自身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社会和经济评论家Praful Bidwai坚持认为：“导致印度温室气体排放量惊人增长的正是印度富裕阶层无节制的奢侈消费。绝大多数印度人在使用资源时仍和以前一样节俭。因此印度迫切需要采取措施，大幅削减温室气体排放，特别是私人汽车、富裕阶层肆意使用能源和水资源以及空调、洗衣机、微波炉、等离子和液晶电视消费飙升造成的温室气体排放。”

工业程度更高的中国将目光放在了煤基甲烷等燃料上。从中国丰富的煤炭储备中提取甲烷，可以将危险的采煤行业高碳含量的肮脏副产品转化为一种相对洁净、而且具有竞争潜力的燃料。

到2020年，传统的煤炭燃料仍将是中印两国主要的能源资源。但是那时将存在的能耗产品中，约有半数目前尚未投产，因此两国政府还有机会鼓励本国国民和企业在生产和消费冰箱、空调和锅炉等商品时，选择能源效率高的产品。

一位驻北京的经济学表示，他经常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来提醒中国政府官员全球气候变暖问题的迫切性：“中国有很多地势低洼的地区，如果格陵兰冰盖融化，目前属于内陆地区的蒙古将来就会为海水所包围。”

译者/吴亚锋 刘红云